增长空间何在
向前看，中国需要类似上述上世纪90年代末那样的改革开放政策，提高增长效率，扩大增长空间。同时，鉴于当前经济结构的相对失衡，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还需要改善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模式的新政策。
提高增长效率的政策包括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利率、汇率、资源价格市场化，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有序开放资本账户）；放松管制，降低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扭转“国进民退”，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垄断和管制行业，将“非公三十六条”落到实处）；税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营改增”的全面实行，建立和增强税基稳定的地方税种，包括不动产税，进一步改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转移以缩小区域间公共服务质量的差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强化环境保护，等等。
扩大增长空间和改变增长结构的政策，一是城镇化，表现在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和速度的加快；二是推动服务业发展；三是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这些内容也许是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什么是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1%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相信将来至少要达到60%以上，从51%上升到60%或更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高质量。因为这51%的人中有差不多16%的人是“被城镇化”。被城镇化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而不是真正的城镇化。他们人住在城里，但没有城市户籍，行为依然是农村行为。挣的钱都攒着寄回农村盖房子。这种“半城镇化”抑制了消费。如果这个群体得以真正的城镇化，有住房，孩子可以在城市里上学，会极大地刺激消费。比如说，有100个农民工住在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可能就使用一台电视机。但是，如果他们都各自有了住处，马上就会去买100台电视机、洗衣机。这将极大推动消费。这就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并实现跨区域的社会福利共享。
把“半城镇化”的居民完全城镇化需要追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建更多的医院、学校，这些投资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将帮助消化产能，而不是制造新的产能。有利于拉动内需，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换言之，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其过程推动投资，其结果推动消费，既促增长，更调结构。中国政府应当考虑发行城镇化特别债券为这项改革提供融资。
为什么要发展服务业？中国服务业欠发达不仅制约了消费增长，也使得就业过度依赖出口。中国的服务类消费占家庭支出不足20%，不仅远低于美国的70%，也低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这个局面与中国服务行业的管制有关。如果民营资本可以如同餐饮业那样更早自由进入医疗、教育、电信、铁路运输等服务行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将明显提高。许多国家的就业主要依靠服务业，但中国服务业的欠发达使得就业靠出口而不是服务，使经济过于依赖外部需求。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增大，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
另一个是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在美国上世纪60、70、80年代，30年间50个州的发展水平趋同——经济越落后的地区，经济增速越快。因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劳动力价格较高，地价很高，企业便在其他地区寻求发展机会。这种现象当年在欧洲也出现过。如今中国也开始出现区域发展水平的趋同。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如上海、北京，经济增速越低。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政策驱使，自然力量也会使得区域经济趋同。辅之以政策导向，这种平衡发展节奏更快。这将带来中西部地区投资加快，最终有利于消费。因为低收入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给全国人民都增加一元钱不如给50%低收入者增加两元钱更能拉动消费。
许多人看到，目前的中国与20多年前日本的人口结构相似，即将进入老龄化，故而断言中国就是下一个日本。经济将陷入长期的衰退。我们认为，下这个结论为时过早。化解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挑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避免步日本衰落20年的后尘，关键在于推动城镇化和区域间的平衡发展政策是否到位。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中日之间的重大差异。日本上世纪90年代进入老龄化时，人口结构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而那时城镇化率已经百分之七八十了，没什么上升空间了。中国的城镇化率统计意义上是51%，实际可能只有35%。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提高其质量的余地可能更大。从35%真正做到51%，可能比从51%做到国际平均水平更重要。这就是城镇化中日之间根本的不同。
其次，区域间发展水平不同，日本上世纪90年代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大。中国则不同，上海、北京，人均GDP可能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甘肃、贵州可能与低收入国家收入水平相若。这也是中日间重要的不同。促进区域间平等发展，其过程有利于推动投资增长，其结果是达到更高的消费水平，也能产生化解产能过剩与降低金融风险的效果。政策对了头，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 ■
作者为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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