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结构调整
我们对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显示，目前经济放缓48%系结构性因素，52%系周期性因素（图1）。周期性因素包括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因的需求不足，也包括中国自身过去几年投资大幅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正因如此，政府最近已经采取了一些财政放松和货币微调措施，推动内需消化产能。但是，当前的经济放缓与2008年、2009年有显著不同，当时经济下滑 90%是周期性因素，10%是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结构性因素是过去的4倍-5倍。政策含义就是，当前的政策应当更注重用改革和转型解决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因素的内涵是什么？一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成强弩之末，劳动力供应不像过去那么充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二是过度投资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难以通过粗放式的投资扩张推动经济增长；三是部分制度对增长的制约，近年来许多行业出现国进民退，挤压了私人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后，结构失衡制约增长。经济增速和经济结构之间，有一个可持续性的关系。多年来，目前投资已经占GDP的一半，高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最高点。这种增长不可持续，失衡的经济结构本身也制约了经济增长。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承受能力、资源约束。这些结构性问题使得中国经济增速自2007年起出现趋势性下降。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趋势并没有因为2008年-2009年的巨额刺激而改变。相反，刺激政策造成的信贷扩张和产能过剩导致了更大的结构性风险，降低了增长潜力。向前看，这些结构性问题将更为突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15年左右加速，不仅劳动力供应下降导致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而且社会抚养率的提高将降低储蓄并增加财政负担。那时，如果老年人套现住房来养老，可能加剧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
什么政策有碍或有益提高经济潜在增速？对比上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的政策差异和经济表现不难悟出一些规律。90年代初以货币和投资大幅扩张为特征，尽管带来了短期的高增长，但信贷和投资盲目扩张先是导致通胀后又造成产能过剩，降低了未来的增长潜力。而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政策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1998年的国企改革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属于提高效率类的改革。房改更是开拓了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属于扩大增长空间类的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WTO属于两类兼而有之，既打开了出口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也迫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7年的经济潜在增速的提高是这些重大改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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