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4月25日是刘让住在上海南站附近立交桥下的第7天，陪着他的是为数不多的馒头、泡面，两罐榨菜，两瓶380毫升的水，一顶帐篷和突如其来的大雨。
刘让是一名零工工人，靠做群演或组装等短期工的日结工资生活，上海疫情暴发之前已经在南站北广场睡了大半年。3月20日停工后，刘让住进南站的地下通道里。据他统计，这里陆续睡进40多个无家可归的人，从方舱出来无法返家的新冠康复患者、找不到住宿的外卖骑手，还有长期流浪者，精神状况不佳。大多数人在地上铺了两块纸板，裹着被子就睡。
4月8日检测出核酸阳性后，刘让被转运进方舱，10天后出舱，他还是回到了原地。他尝试过向街道办求助，街道办让他联系救助站，救助站也没有办法。封控前刘让手上就只有1000元，停工一个多月后剩下300，他选择继续在立交桥下生活。
刘让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志愿者心一所在的救助小组专注于解决条件困难的来沪务工者求助，困在工地的工人、残障人士……求助信息从四面八方涌来，从4月中旬临时组建至今，他们已经收到了超过1000条求助信息。
自3月上海疫情暴发以来，低收入群体民生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多名装修工人、家政保洁人员、视障人士告诉财新，除了物资短缺，停工带来的经济危机是目前最大的压力。他们有的想要回乡，更多人则期待复工后能够重新找到工作、养活家庭。
4月15日，上海市民政局局长蒋蕊在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因疫情影响滞留而临时陷入困境甚至流浪的人员，相关部门会加强巡查力度，发现需要帮助的人员后，及时安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做好环境消杀。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对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将及时转运收治。对核酸检测阴性人员，针对其不同情况及需求做好分流处置。
其中，对上海市户籍或有居所的人员，帮助其返回居住地；对符合离沪条件且要求返乡的，资助其返回家乡；对有意愿在沪务工人员，帮助其联系相关适合的岗位；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劝导其到市、区两级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对于其他特殊情形一时无法分流的，由属地落实临时安置点，做好基本生活保障。
困在毛坯房
装修工薛坤已经困在青浦区的村子里一个月了。他来上海做装修零工十几年，3月21日，他和妻子、妹妹以及一个同乡共同接了一单在松江区的装修活。因为工地所在小区封控，他们在未完工的房子里被封了三四天。在小区短暂解封的空档，薛坤赶紧让其他三人返回山东老家，他独自回到在青浦的住所。
3月31日，薛坤接到通知，隔天起青浦区也将封控。原以为5天的封控期，他囤了足够7天的物资。但没能按原计划解封，到了4月7日，薛坤囤的东西全吃完了。
期间，村里大队部出现确诊患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拉去隔离，没有人能发放物资。村里有人看着，村民也无法随意出门。薛坤问邻居借了几斤米，喝白米稀饭撑了三天。
4月12日，他在外甥女的远程指导下学习在网上发了一条短视频求助，被志愿者发现。15日，志愿者联系的保供单位给薛坤送来了米和菜。村里的物资供应也开始恢复。薛坤通过私人渠道花70块钱买了20斤米，够吃8-10天。村里的大队部也被街道接管，村民小组长和志愿者组织起了团购。
“在这里封着除了电话费，平时没有其他支出，但房租已经两个月没交了。”解决了温饱，薛坤开始担心经济问题。老家有一家老小要等他养活，之前在老家盖房子欠了一笔账也还没还清。不工作就没有收入，一个月200多元的房租他现在也付不起。封闭前他在松江干的最后一单活还没结账，受疫情影响，对方公司无法运转，发工资也很困难。
工地上的徐盛同样在为收入发愁。3月14日，他和三个湖北老乡来上海做钢筋零工，原计划四五天做完就走，现在已经被封在了位于徐汇区的工地宿舍一个多月。尽管工地提供住宿，吃饭仍需自付。工地发的1000多元工资早已花完，他们只能靠工友间互相接济。
徐盛告诉财新，现在工友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早点回家，隔离完继续出来找工作上班。村委会告诉他家里人，只要先隔离，村里允许接收上海返鄂者。但目前最大的困难是难以离沪。开通的高铁寥寥无几，机票也涨到了两千多元一张，他无力支付。
外包工人则面临更多的问题。孙云是浦东新区高桥镇某工地的一名班组组长，像他这样的外包工人工地上共有120位左右。外包工人并不享有总包团队的工地食堂和员工宿舍，平日都是自己在外买盒饭，一半人在外租房，还有一半为了省钱直接睡在工地上。3月14日工地临时封控后，60名在外居住的工人没法回家，只能睡进刚建好的毛坯房里。
毛坯房的窗户还没装上，下雨时孙云和其他工友只能往不飘雨的地方躲。他们装了一个简易的门，用木板搭床，在封控初期下单了300元一套的被子、枕头套装和锅灶。
起初，他们向工地周边的饭馆老板直接购菜，但因路面封控、老板缺少通行证，这条路很快就走不通。之后他们也尝试过抢菜和团购，但120名工友里绝大多数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没有智能手机，剩下的20个年轻人里也只有两三个能抢到。封控一个多月，近一半时间，他们靠一天两碗粥填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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