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

　　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攻坚克难

　　　在中国已进入全面改革阶段的当前，究竟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适合中国？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有效的实质突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是否缓慢和需要加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前承经济发展而后启文化繁荣？这类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非、真假、得失、进退和承启的问题，我们每位真正思考和认真研究政治的人无疑都有自己的清醒认识和理性评判，也都有权运用各种方式真实或违心表达，或者永远埋在心里而不表达。当然，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也常会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甚至争论不休，怒目相向。但中外历史和现实都雄辩地证明，这类评判绝不能仅由少数当局者当时做出，而必须主要由广大民众、旁观者和历史做出。因为一般而言，少数人的眼光有时是模糊和短浅的，而广大民众的眼睛是雪亮和长远的；当局者的评判有时是迷糊的，而旁观者的评判是清醒的；当时的评判有时是功利的，而历史的评判是公正的。中外历史和现实也都雄辩地证明，无视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拒不进行甚至完全背离民主化和法治化改革的当政者尽管很多，其中有些还会骄奢淫逸和得意忘形于一时或一生，但最终几乎无一例外都被世界潮流和广大民众所彻底抛弃，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不是权力和利益的附庸，而是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的守护神，知识分子在推进顺应时代和民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必过多在意自己意见能否被决策者采纳和重视，而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百折不挠，九死未悔，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责任感、高尚道义感、坚韧不拔意志和执着奋斗精神。所以我很鄙视现在那些受狭隘目的和权力利益驱动而对上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违心表达自己评判的知识分子，但愿他们若干年后重新回顾和审视自己今天的观点时能有良心发现，能因自己曾经像政客般利令智昏、口是心非和睁眼瞎说，而在内心深感羞耻、惭愧、忏悔、遗憾和自责。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今天为提出某些虽已滞后于时代和民意却还属正确的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而沾沾自喜和津津乐道时，其实我们也应为若干年前未能及时顺应时代和民意提出这些正确的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或者为若干年前提出的某些正确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后来体现为语言腐败或者化为乌有而深深自责和诚恳认错。同时为了避免不断重蹈覆辙，我们还应下大气力尽快健全和完善能够及时顺应时代和民意提出正确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并有效避免其今后体现为语言腐败或者化为乌有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取得了新进步。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包括“重庆教训”、官商勾结、道德失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在内的问题矛盾触目惊心。尤其在短信、微博、微信等移动自媒体盛行的现代社会，这些风险挑战和问题矛盾越拖延越不改革则越大。简单说来，就是中国目前不改革的风险明显大于改革的风险。当前不仅改革与灾祸、改革与危机在赛跑，而且改革与革命、改革与战争也在赛跑。尽管从理论层面说，鉴于当前全面改革中的每项改革都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并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引领、带动、推进和深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所以改革无论与什么赛跑，都必须保证跑在前面，否则条条都是不折不扣的死路！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经济上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政治上的某些问题，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近年来总体进展不快，是“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放慢的现象比较明显，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并形成推进改革开放强大合力的局面尚未出现。

　　　很多人认定当前领导者在政治领域真正关注的是稳定和权威而不是改革和民主，所以对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真正有效的实质突破缺乏信心，对中国未来30年真正实行优质民主的前景比较悲观。人民日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一文指出：“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有人认为，既得利益的存在已成为侵蚀改革共识的一把利器，因为它在造就更保守的政治精英的同时，也把社会逼向激进。在保守的政治精英与激进化的社会构成的“双重夹板”下，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呼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这或许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有魄力和领导力真正推动，打破僵局，给出信心，收拾人心。而目前有时仅停留在“积极”、“稳妥”、“推进”、“深化”、“完善”等没有任何硬性约束和量化指标的表述上，这是极为可怕的。有人认为，没有危机无压力改革，有了危机又害怕改革，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两难困境。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像“温水煮青蛙”，水温不高时谁都觉得舒服而不愿跳出，但等水温高而清醒过来想跳出时已无出路。也有人认为，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权铁律”，因为反对民主化的帝国作用力太强，常常把民主化的动力和推动力化解于无形。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

　　　毫无疑问，与倒退和前进相比，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体制机制环境最有利于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最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最大化。就像有人所云：“改革了这体制，我们怎么以权力寻租？”“改革了这体制，我们怎么当亿万富翁？”所以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倒退而资本受限，也不愿前进而权力受限，必定会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调动所有政治经济资源，最大限度运用一切合法非法手段，以各种冠冕堂皇却又自欺欺人的理由，极力阻止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使当前的体制机制环境尽可能长久地持续或固化。从当前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足是对既得利益集团过分让步的角度，可以说当前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阻力除了思想观念禁锢外，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有人提出，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张力，它对党和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压力。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变“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才能彻底缓解这种张力和压力。有人提出，当今中国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与其说已经固化，不如说正在急剧的演化之中，再加上信息潮流的转变，已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和转型提供了动力和空间。也有人提出，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当人们大讲改革要渐进、不能急时，往往就是不想改革。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不是激进还是渐进，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中国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只有走出“纠错困境”和“饰错依赖”，才能避免在转型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般而言，在当前这样一个利益博弈和过分“逐利”的时期，真正愿为政治体制改革勇敢担当、奉献牺牲、既“坐而论”又“起而行”和真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或“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勇往直前者会越来越少，而所谓“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急功近利或趋利避害的“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知多行少”、“说多做少”甚至“知而不行”、“说而不做”的现象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今后我们仍不深刻反思惨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十年浩劫”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革开放 ”的“重庆教训”，我们仍不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改革魄力和领导力不能真正展现，改革共识和合力不能真正凝聚，则不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口号喊得多么响亮，也不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表面文章写得多么漂亮，中国都很难出现真正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真实局面。中国最可能出现的真实局面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或劫持而长期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就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长期难以有效突破和协调推进。有人认为这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清末预备立宪前期、波兰和东德等东欧国家剧变之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的情况有点相像。长此以往，一旦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气氛恶化、危机因素累积或出现天灾、人祸、外患，则由民间主导的推倒重来、打到一切的极端思潮就会盛行并变为大规模暴力行动。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被动无奈地等待危机、革命或战争的降临，只有极少数既得利益权贵会在长期有序向国外转移财产和家属的基础上，脚底抹油而溜之大吉。

　　　可以推论的是，由于灾祸、危机、革命或战争降临时间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中国目前这种缓慢转型的风险局面可能会长达几十年，也可能会短至几年。但只要政治体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或劫持而长期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只要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长期难以有效突破和协调推进，则灾祸、危机、革命或战争的降临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从历史的长远发展看，无论中国社会转型多么时间漫长，多么艰难曲折，遇到多少“可怕的”“惊涛骇浪”，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实现，必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首发于《民主与科学》，转载经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