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坏城镇化

创造好的就业

　　创造足够数量的就业固然重要，创造好的就业也同样不能忽视。所谓“好的就业机会”是指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就业机会。中国目前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差距仍很大，目前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产出相差近5倍。城镇化之所以能称其为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关键不在其所创造的消费及投资需求有多少，而在于能否持续支持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并与国际市场需求相衔接，也就是能否持续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从劳动力的数量供应角度来说，中国目前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即经济增长必然伴随工资上涨的拐点。尽管，目前劳动力工资有所上涨，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给仍然充足且廉价。IMF在2012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将在 2020 年前继续受益于过剩劳动力的供给。

　　现在，中国每年有1000万新增农民工进入城市，其中80%拥有9年义务教育也就是初中文化水平。在就业方向上，据统计有47%从事低端服务业，36%进入制造业企业，余下17%加入建筑业。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相对服务业而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因而需要持续扩大制造业基础。很多国家坠入中等收入陷阱正是因为过早地放弃制造业而把大量劳动力资源转向中低端服务业。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制造业（知识密集型的个别行业除外），这就导致了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正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好验证。借鉴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经验也可以发现，能否保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也是中国能否在未来跻身中高收入国家之列的关键。

以城镇化释放出口潜力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已经过高。但是，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如果仅从名义数来看，2006年出口就占GDP的36%，随后几年这一数字逐步下降，但目前仍高达 25%。然而，不应基于此就判定中国经济形成了出口依赖。这其中涉及传统贸易数据统计中的误区。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参与者，负责加工装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的零部件而形成最终制成品。因而按照制成品价格统计中国出口，名义出口中就包括了许多移出中国的低附加值甚至零附加值的产品。所以，出口总值被夸大了很多。OECD 的贸易增加值（TiVA）数据库提供了确切数据以证实这一判断。因此，从中国出口的价值100 美元的机械设备中，中国制造商可能只能拿到20美元的附加价值。扣除那些在中国没有附加价值的货物，出口实际上只占中国GDP的18%，大大低于名义的28%。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衡量标准显示，过去十年净出口对 GDP 增速的贡献率仅为 3.3%。扣除加工贸易后，中国经济实际上对出口的依赖度比表面上看起来要低得多。此外，中国的出口表现并不差。国际贸易自2008 年金融危机后出现放缓，但中国生产商获得的全球出口份额却创出新高，并且其在全球贸易复苏阶段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一了不起的成绩背后有两大因素：一是低成本厂商持续受益于规模经济和质量的差异化。从出口产品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保持了强劲增长，包括服装和鞋类等产品的中国出口商几乎占25%的市场份额。尽管工资上涨，但工厂规模够大创造了巨大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空间。供应商及相关服务业的集群效应也有助于缓解供应瓶颈。此外，中国在高附加值产品上的竞争力正在加强，过去几年，机械及运输设备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从2005年的8%快速提高至接近15%。并且，中国还有进一步增加市场份额的潜力。

　　中国目前占全球出口份额的10%，与其劳动力占全球劳动力份额不相配。目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释放该潜力。随着运输及物流到位，更多内陆城市将替代沿海地区成为中国新的出口增长点。生产向消费的正向溢出效应也将推动出口的增长。短期内，全球需求仍会保持疲弱并抑制中国出口增长，但是，中国未来仍有潜力在全球贸易中赢得更大的份额。

　　综上所述，短期来看，政府部门应致力于改革在城镇化过程中阻碍劳动力更顺畅流动的户籍制度，并致力于居于城镇的转移劳动人口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帮助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落户，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即“人的城镇化”。与此同时，加大对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及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为推进产业集聚创造便利条件以推动工业的持续扩张。中长期来看，注重实体经济部门的就业创造是成功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工业化支持的城镇化推进才是未来十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期发展的正途。 ■ 

　　作者屈宏斌为汇丰亚太董事总经理，经济研究联席主管，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晓萍为汇丰中国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