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坏城镇化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屈宏斌 马晓萍）一般来说，城镇化在将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收入的提升。这个规律也是区分“好”城镇化和“坏”城镇化的一个简单指标。横向比较发现，历史上不乏好的城镇化和坏的城镇化的案例。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发展报告（2013）对1985年至2010年间亚洲及非洲部分国家城镇化的过程做了比对，从中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印尼、越南、泰国及马来西亚在内的亚洲各国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人均GDP也实现了大幅提升，其中以中国、泰国和越南收入提升的幅度最大。引以为戒的是同期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的城镇化经验，如尼日利亚在城镇化率直线上升的同时人均GDP几乎没有任何增加。肯尼亚、加纳和喀麦隆的人均收入提升则微乎其微。利比亚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城镇化率虽提升了20多个百分点，但人均GDP反而大幅下降（在此期间利比亚发生了内战）。

　　为什么会有“好”城镇化和“坏”城镇化的区别？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就业。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就业数量增加及就业技能的相应提升带来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随之得到提高。可以说，在相对成功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就业的创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改善营商环境 支持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如果以农业人均产出能够达到非农产业平均水平来估计，在目前农业总产出水平下，将产生 2.1亿剩余劳动力。如果以非农劳动产出的一半水平为目标，则将产生超过1.5 亿剩余劳动力。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全部进入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可能还需要 10-15 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才能创造充足的城镇就业机会，实现转移人口收入的提升呢？关键要看企业而不是政府。国际经验显示，除了少数中东及北非国家政府公共部门曾在一定阶段扮演了主导性的创造就业角色外，私人部门创造的就业占全部新增就业的近90%。

　　我们强调私人部门企业在创造就业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也不能忽视政府在其中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为企业及企业家的成长创造空间才是促进就业增长的关键。

　　政府要支持城镇化主要的职能应是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劳动者就业所需的教育培训以及必须的基本公共服务，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改善营商环境往往体现在提高企业开办的行政审批效率，减少行政审批的数量和环节；以及有效降低企业税负等多个方面。政府不仅要善待像华为、三一这样的成熟大型企业，更要善待中小企业，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是明天的华为和三一。同时也要善待如富士康和其他数量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的成长创造空间、提供条件。实际上，中小企业目前就已经贡献了中国超过60%的GDP和80%的城镇就业。未来每年超千万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主要要靠他们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