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汪涛）明年经济将回稳，不必启动新一轮刺激政策，而要尽量避免金融杠杆的进一步提高；着手启动一些必要的改革，为化解结构矛盾、释放未来增长潜力、社会稳定发展打下基础。

形势判断与政策取向

　　2012年经济政策的重点和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层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和程度的判断，以及对中国潜在增长速度是否已经降低、当前经济社会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增长放慢就业压力大、还是结构失衡威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等问题的看法。

　　如果判断目前经济增长滑坡主要是外需不振引起的，而且明年外需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还会继续恶化，那么，就很可能得出需要政府刺激内需保增长，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结论；如果认为经济放缓主要是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或是判断明年外需向好，那么可能需要根据形势发展调整政策力度而不是启动刺激方案。

　　从长远来看，如果认为中国潜在增长速度仍能长时间保持高位，而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周期性需求不足而不是产能过剩或结构失衡的问题，那就可能会再次着力于投资、信贷、城镇化，确保将增长保持在高位。反过来，如果判断增长潜力已经开始下降，就业压力已经减弱，而经济社会里更突出的矛盾是增长质量低、环境成本太高、城乡和贫富差距拉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短缺和分配不公的话，得出的政策结论就会很不一样。

　　对上述问题，目前在市场上和学者之间并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经济转型时期有不同的看法也是难免的。另外，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或受到的冲击不一样，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同的行业也会对整体判断持有不同看法。

　　笔者的基本判断如下：

　　——短期经济已筑底，无需新刺激。

　　近期经济增长滑坡有两大主要原因：外需受欧债危机的影响走弱，内需受到房地产调控和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的影响。这两大主因也给经济带来第二轮的负面影响，那就是需求减弱带来企业盈利下滑、产能过剩，企业因此去库存并减缓投资。后者是经济实体在周期中调整的自然结果。在此情况下，宏观政策从年初开始已经做出调整，从货币信贷、投资、小微企业减税等诸方面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也已经明显反弹。

　　明年，包括信贷在内的各项政策支持力度可以有所加大，但不必出台新的刺激措施，也不必大幅放松房地产调控措施。这是因为，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然很弱，但明年总体会更加稳定，净出口对经济增长不会形成今年这么大的拖累；在房地产政策没有太大变化、限购依旧的情况下，销售已经持续回暖，预计房地产建设活动会企稳并小幅反弹；工业企业和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明年应该会陆续结束，意味着即便没有显著的补库存，稳定的需求增长也将会带动生产活动走强。因此，经济增长有望比今年略快,接近8%。在房地产方面，如果大城市限购和二套房贷限制继续执行，货币信贷保持稳健，会制约本轮销售和价格反弹的空间，因此不必担心房价过快上涨。

　　——长期的挑战是社会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从更长远一点来看，中国经济中的潜在增长率目前已经降到8%左右，未来可能继续缓慢下移，2015年-2020年可能放缓至6%-7%。从生产要素上来看，在人口结构逐渐变化和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非农业劳动力供给增长将继续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投资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0%的高位，即使经济结构不调整，资本积累的步伐也将比过去结构恶化的时期放慢；未来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步伐也受到制度环境和创新能力较弱的制约。传统的、依赖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本投入、模仿先进技术的增长方式难以长期保持。

　　从需求上来分析，国内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产能扩张，内需不足。在外需上，未来数年，发达国家仍需要去杠杆、紧缩财政、改革结构，经济增长势必疲软。同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也可能增强。

　　因此，一方面，劳动力供应的改变意味着不再需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方面都不再能支持中国经济接近双位数的增长。

　　所以，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抛开周期性的因素，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主要问题将不再是增长速度问题，而是如何化解过去积累的结构失衡、环境恶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短缺、分配不公和腐败滋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能简单靠财政或货币政策刺激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如何转变现有的增长模式，使得经济中的潜能得到释放，经济增长可持续，更重要的是使社会公平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