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汪涛）明年经济将回稳，不必启动新一轮刺激政策，而要尽量避免金融杠杆的进一步提高；着手启动一些必要的改革，为化解结构矛盾、释放未来增长潜力、社会稳定发展打下基础。

形势判断与政策取向

　　2012年经济政策的重点和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层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和程度的判断，以及对中国潜在增长速度是否已经降低、当前经济社会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增长放慢就业压力大、还是结构失衡威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等问题的看法。

　　如果判断目前经济增长滑坡主要是外需不振引起的，而且明年外需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还会继续恶化，那么，就很可能得出需要政府刺激内需保增长，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结论；如果认为经济放缓主要是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或是判断明年外需向好，那么可能需要根据形势发展调整政策力度而不是启动刺激方案。

　　从长远来看，如果认为中国潜在增长速度仍能长时间保持高位，而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周期性需求不足而不是产能过剩或结构失衡的问题，那就可能会再次着力于投资、信贷、城镇化，确保将增长保持在高位。反过来，如果判断增长潜力已经开始下降，就业压力已经减弱，而经济社会里更突出的矛盾是增长质量低、环境成本太高、城乡和贫富差距拉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短缺和分配不公的话，得出的政策结论就会很不一样。

　　对上述问题，目前在市场上和学者之间并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经济转型时期有不同的看法也是难免的。另外，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或受到的冲击不一样，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同的行业也会对整体判断持有不同看法。

　　笔者的基本判断如下：

　　——短期经济已筑底，无需新刺激。

　　近期经济增长滑坡有两大主要原因：外需受欧债危机的影响走弱，内需受到房地产调控和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的影响。这两大主因也给经济带来第二轮的负面影响，那就是需求减弱带来企业盈利下滑、产能过剩，企业因此去库存并减缓投资。后者是经济实体在周期中调整的自然结果。在此情况下，宏观政策从年初开始已经做出调整，从货币信贷、投资、小微企业减税等诸方面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也已经明显反弹。

　　明年，包括信贷在内的各项政策支持力度可以有所加大，但不必出台新的刺激措施，也不必大幅放松房地产调控措施。这是因为，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然很弱，但明年总体会更加稳定，净出口对经济增长不会形成今年这么大的拖累；在房地产政策没有太大变化、限购依旧的情况下，销售已经持续回暖，预计房地产建设活动会企稳并小幅反弹；工业企业和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明年应该会陆续结束，意味着即便没有显著的补库存，稳定的需求增长也将会带动生产活动走强。因此，经济增长有望比今年略快,接近8%。在房地产方面，如果大城市限购和二套房贷限制继续执行，货币信贷保持稳健，会制约本轮销售和价格反弹的空间，因此不必担心房价过快上涨。

　　——长期的挑战是社会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从更长远一点来看，中国经济中的潜在增长率目前已经降到8%左右，未来可能继续缓慢下移，2015年-2020年可能放缓至6%-7%。从生产要素上来看，在人口结构逐渐变化和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非农业劳动力供给增长将继续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投资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0%的高位，即使经济结构不调整，资本积累的步伐也将比过去结构恶化的时期放慢；未来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步伐也受到制度环境和创新能力较弱的制约。传统的、依赖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本投入、模仿先进技术的增长方式难以长期保持。

　　从需求上来分析，国内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产能扩张，内需不足。在外需上，未来数年，发达国家仍需要去杠杆、紧缩财政、改革结构，经济增长势必疲软。同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也可能增强。

　　因此，一方面，劳动力供应的改变意味着不再需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方面都不再能支持中国经济接近双位数的增长。

　　所以，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抛开周期性的因素，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主要问题将不再是增长速度问题，而是如何化解过去积累的结构失衡、环境恶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短缺、分配不公和腐败滋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能简单靠财政或货币政策刺激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如何转变现有的增长模式，使得经济中的潜能得到释放，经济增长可持续，更重要的是使社会公平稳定的发展。

凝聚共识 提速改革

　　在短期经济平稳增长可期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不应该再把保增长放在首位，试图熨平经济周期的每一个波幅，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发掘、启动新的增长点，推进已有共识的改革，并为未来数年建立一个公平稳定、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凝聚改革共识。

　　要改革的方面很多，最重要的改革大体集中在几个方面：

　　第一，要素价格改革，包括完成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改革工业和城镇用地的土地供应机制、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减少要素价格的扭曲，让价格更多地反映要素的稀缺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应并减少寻租和腐败的机会。

　　第二，改革财政和税收体制，以建立经济和社会中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规范，帮助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促进社会公平，并且保障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税收改革包括完成增值税和资源税改革，启动个人所得税全面改革,大范围开征房产税、环境税；公共财政方面逐步改变以卖地、基建、经营为主的地方财政行为，增加政府一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和交通安全、食品和卫生、环境管理和治理，市场监管和秩序），以提供社会服务和机会的均等化。

　　第三，大力促进服务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打破行政垄断，降低行业准入门槛，降低服务业和小微企业的税费，加大金融支持。

　　第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把国企上缴红利的幅度提高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并且红利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纳入国家预算（地方国企则分红纳入地方统一预算），用于弥补养老保险的历史欠账、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而不是在国企系统内部循环。这对打破中国企业部门高储蓄、高投资的循环，让资金供给和需求回归合理有重大作用。同时也能改革国企的公司治理和激励机制。

　　当然，这些改革会涉及盘根错节的利益在不同部门的再分配，有得有失，也有一定的风险，不可能同时很快推进。所以，明年的一个工作重点是要充分论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方案和顺序、利弊风险及应对措施。

　　不过，相当一部分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条件成熟，阻力相对较小，风险可控，可以在明年推进。

　　第一，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民营企业。“非公36条”42项细则已经出台，明年应该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放宽服务行业准入，简化行政审批，降低服务业和小企业的税费、水电租金等，进一步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

　　第二，大规模扩大服务业“营改增”；完成资源税改革；开征环境税。

　　第三，继续推进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尤其是电价、水价和天然气价格的改革；近期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通胀的回落也为这些价格改革提供了良机。

　　第四，增加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主要不是投资基建，而是增加基本教育、科研支出，为扩大社保和医保覆盖范围增加相关支出，增加人力物力以监督提高食品、药品和公共环境的安全。

　　在房地产相关政策上，应该考虑在“十二五”期间以房产税、改革土地供应机制等方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逐步淡出限购等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方式。然而，明年政策应该在继续推进保障房的基础上力求稳定，给予行业以时间和空间调整经营模式、实施行业整合。

　　在金融领域，明年可以着重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为将来利率市场化做好前期的基础工作。债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一直是金融领域的一个短板，但最近银行间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发展迅速。这些发展为经济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却也为银行避开信贷规模和审慎监管的限制提供了空间，也为地方融资平台和高风险企业继续增加金融杠杆提供了空间。例如，银行业表内信贷占GDP的比重在2009年跳升25个百分点之后，近几年基本持平。如果考虑到表外和债券市场等影子银行信用的发展，就会发现中国的金融杠杆四年来累计上升了40多个百分点。这些因素可能对经济带来宏观和流动性的风险，政府应保持警惕。

　　因此，明年经济政策也应明确宏观经济和审慎监管目标的优先顺序、改革货币政策的管理方式、理顺时有矛盾的多重政策目标和工具。如果中央政府确实担心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资产质量，那就应该更多地通过财政政策来保增长，而不是鼓励信贷扩张,继续增加金融杠杆。

　　总之，明年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平稳增长的轨道，政府刺激保增长的必要性降低，经济政策应该做到承上启下，减少对周期自然调整的干预，防范金融杠杆持续攀升带来的风险，把重点放在推进有广泛共识、迫切需要的改革上，同时对未来数年的改革重点和突破口充分论证凝聚共识，以启动新的增长点，搭建一个社会经济稳定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

　　汪涛为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