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基石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胡祖六）近期，在收入分配改革和如何实现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收入分配的两极——高收入的少数群体和低收入阶层，把基尼系数的上升趋势归结为少数人手中财富的迅速扩张和普通老百工资姓收入的停滞不前。

　　不管如何表述，其政策结论都偏向于激进的再分配方案，在不切实际地提高了普通百姓收入分配预期的同时，客观上更加激化了仇富心理，导致中国富人包括成功的企业家们的不安全感和移民潮。类似分析还引申出一个结论：因为普通民众收入水平过低，又缺少基本社会保障，对于未来信心不足，因此私人消费难以上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成功机会十分渺茫。

　　这种静态分析忽视了决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人群，那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未来必然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坚力量的中间群体，即中等收入阶层。在研究收入分配两极的时候，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中等收入阶层的构成形态和演变成长趋势，充分认知中等收入阶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不应是激进的再分配，劫富济贫，甚至不是单纯为了追求降低所谓基尼系数，而应当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建设一个稳定合理的公平社会。而健康成长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最重要标志。

　　如果中国有了强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即使收入差距发生变化，社会仍将趋于稳定，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成功。在未来10至20年间，中国经济是否仍可持续地成长，中国社会与政治能否平稳地进步，中国能否转型为一个民主、法治、人民富裕和幸福的国家，都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能否迅速地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

如何定义中等收入阶层

　　在统计意义上，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国家处于底端劳工阶层和上流社会顶层之间的社会人群，即社会的中间层。但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对于中等收入阶层没有统一的定义或者划分标准。经济学家通常按经济收入水平来辨别、划分中等收入阶层，而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则喜欢用职业与教育文化水平来确定中等收入阶层。

　　卡尔·马克思著述中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狭义的资产阶级 （bourgeoisie）。麦克思·韦伯把中等收入阶层定义为拥有对于社会有用的技能或财富，分享典型城镇家庭文化价值，具有安全感的专业人士与企业主。因此， 中等收入阶层既描述了一个收入类型，又代表了一种社会态度。

　　即使按照可观测的收入水平划分，往往也有不同的标准。MIT的经济学家 Lester Thurow 把美国中等收入阶层定义为收入在中位线的75%- 125%之间的人群。 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 Bill Easterly选择剔除最贫困的20%与最富裕的20%，把中间的60%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阶层。由于国与国之间甚至同一国家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上的显著差异，用单一绝对收入线来识别中等收入阶层将非常困难。

　　OECD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使用了一个绝对标准，即把每天收入在10-100 美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全球中等收入阶层，发现中等收入阶层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33% 上升到了 2006年的57%。

　　发展中国家通常把日收入2美元定为贫困线，而美国的贫困线为13美元，因此，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把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估算每天收入为2 至13美元的人口定义为中等收入阶层。在1990年-2005年间，中国达到这个收入区间的人口从1.74亿扩大到了8.06亿，依据这个标准，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已经占总人口的62%。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快速增长，占世界一半的人口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但是，这里使用的概念系所谓“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阶层”，即按新兴市场本国的收入标准衡量的中等收入阶层，但是，如果按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还不能算作中等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的三个基本特征

　　经济收入的绝对与相对水平是决定中等收入阶层的一个关键变量。此外，一个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与演变，也受该国家生活成本的水平，生活的方式、习惯，社会政治结构，文化、与价值观等的影响。一般说来，中等收入阶层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的特征：

　　第一，有自身感觉比较满意的职业与工作，经济上有较强的安全感，享有较高与稳定的收入，除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刚性需求之外，其至少三分之一的当期收入可以自由支配，包括按个人兴趣与爱好参加教育，观光旅游，体育娱乐，文化艺术等精神方面的消费与支出。

　　第二，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物质与金融的资产，如房屋、汽车、珠宝首饰、退休金、人寿与财产保险、健康保险，银行储蓄存款，股票债券等投资余额。

　　第三，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中等收入阶层通常具备至少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我个人倾向于大学本科以上的教育水平，并受过全日制或在职的职业训练，具有专门的技能。

　　我认为，这三项基本特征是划分确定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标准，而且只有同时具备上述所有三项特征，才能真正属于中等收入阶层。

　　比如，一个仅靠父荫而继承了一笔财产（比如房屋），但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不能算作中等收入阶层。同样，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可能已经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资产包括住房与汽车，也不能算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层阶层，只能是具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中等收入阶层候备人。

　　就像在中等收入阶层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构成与来源其实非常广泛。广大的中小私人企业的业主，绝大多数领取薪酬或者自我雇佣的专业人员，包括工程师、医生、教师、律师、建筑师，会计师、新闻记者，公务员，已经或者将成为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成员。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有多大

　　按经济收入水平划分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可观测较客观的量化标准。收入最多只能够维持温饱生活的人群，属于贫困阶层。而收入水平可以保证维持小康生活水平以上，然而在最富有的5%人口之下的人群，可以定义为中等收入阶层。

　　我把广义年收入（包括工资及财产与经营性收入等）为人均GDP三倍以上的收入水平并剔除5%最富裕的人口定义为中等收入阶层。2012年中国人均GDP 达到6000美元，因此按2012年价格衡量，年收入达18000美元的人口可以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

　　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达到这个收入水平的人群基本上享有与美国中下层中等收入阶层近似的生活水平，其中多数人受过中等学历以上的教育，主要为城市居民，有较稳定与高收入的工作，或者经营中小企业。除了用于吃穿住最基本消费支出之外，他们享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可支配收入可以用于自主性消费。中国拥有商品住房和私家汽车的人口也绝大多数集中在这一阶层。换言之，此阶层人群具备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所有基本特征。

　　按此粗略定义，中国现阶段约有2.5亿的人口可以划入中等收入阶层，占城镇人口约38%，但占全国总人口的18.5%。从绝对人数来看，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已经初具规模，但相对比例仍然很低。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口的76.5%，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地区。

　　所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形态分布呈现了典型的金字塔结构，这是几乎所有传统社会的典型结构而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结构是菱形社会，也就是说中间大，两头小。这是今天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因此，尽管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还只是一个正在兴起中的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依然很低，中等收入阶层基础还很薄弱。

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在中共十八大闭幕后首次新常委媒体见面会上，习近平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里描绘的美好蓝图，就是一幅兴旺发达的中等收入阶层的蓝图。

　　无独有偶，奥巴马连任总统之后在美国国会发表的第一次国情咨文里面，也特别以振兴和巩固中等收入阶层作为国家政策主题。

　　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中等收入阶层在每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开始成长，但是基础依然薄弱，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较低收入的劳工阶层，其中以农民或农民工为主。未来20年，“中国梦”的追求与实现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与壮大息息相关。中国成为繁荣富强的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国民的大多数。

　　中等收入阶层具有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未来消费增长的潜力，是私人消费的主要引擎，是国内需求最重要的来源与保障。未来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教育、金融、医疗、文化体育服务消费的增长点，主要来自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壮大。

　　中等收入阶层是人力资本的池库。中等收入阶层的成员，或者出身于中等收入阶层背景的人，有机会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拥有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工程师、医生、教师等专业人员将主要来自与归属于中等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是创业家的摇篮。中等收入阶层的背景提供了一定安全感和较优越的条件，因此其中往往涌现愿意创业和冒风险的人。比尔·盖茨就是典型的美国中等收入阶层家庭出身：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在西雅图郊外一个好社区成长，上条件优越的私立学校。

　　所以，他少年就有机会去玩电脑、做软件，然后上哈佛大学。沃伦·巴菲特也是一个来自典型中等收入阶层的背景，他的父亲是一个股票经纪人。同样， 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的父亲是牙科医生，母亲是精神科专家，十足的美国中等收入阶层家庭，使得他有机会接受第一流的教育。

　　历史上企业家的创业成就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相辅相成。约翰·洛克菲洛致富的奥秘就是让每一个美国家庭能够点得起煤油灯，而亨利·福特的成功来源是让普通美国家庭能开得起T型汽车。

　　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他们拥有相当的财产和一定的社会地位，追求公共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喜欢社会动荡，也不愿从事暴力行为与激进的政策革命，但倾向支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民主建设的改革。

　　中等收入阶层是环境生态的保护者。中等收入阶层由于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衣食无忧，因此重视生活的品质和健康，对于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空气和水污染问题，非常敏感，缺少容忍度。他们倾向于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关注政府政策和商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等收入阶层是法治与自由的追求者和捍卫者。中等收入阶层对保障财产权利有着强烈的诉求，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具有公民意识，遵守国家法律与公共秩序，同时对于个人的权利与责任有较好的认知，注意维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他们还富有社会正义感，关注、同情穷人的近况，愿意负担旨在保障穷人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和转移支付。

　　但是，作为纳税人，他们也自然关注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并且关注政府机关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容忍浪费、腐败、以权谋私，期冀一个廉洁、高效率的政府。

推动中等收入阶层扩张的动力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扩张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增长，贫困人口的不断缩小，和社会的垂直向上流动性。

　　——城镇化。中国农村人口仍占人口一半，平均收入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是中国收入差距大、低收入人群仍然过多的最重要原因。未来十至20年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的时期，剩余劳工从低附加值的小农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转移，将促进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城镇化将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口从勉强维持温饱的低收入水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逐渐演变为中等收入阶层。

　　——发展教育。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是中等收入阶层最重要的属性之一。中国必须加大教育投资，在尽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动员全社会资源，包括私人办学，开放国际教育机构准入，奖学金制度，政府担保的学生贷款制度等等，使得更多的适龄人口有机会接受本科学历水平以上的高等教育，为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成长壮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

　　——社会保障。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公共财政忽视了社会保障这个公共品的供给，基本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与收入替代率过低。所以，不仅底层的百姓，就连中间收入水平的居民，都普遍地缺乏“安全感”，从而不能进入真正的中等收入阶层。

　　此外，目前中国内地商业保费收入仅占GDP的1.8%， 远低于香港和台湾这样中等收入阶层更为普及的经济体。除了政府必须提供全国性的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外，必须通过放松金融准入和监管制度改革，发展商业保险市场，包括人寿、养老、健康和财产保险，为中国新兴的中等收入阶层提供一个覆盖面更加广泛的多层次的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网络。

　　——健全法治。自从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健康繁荣的中等收入阶层与健全有效的法治都是相辅相成的。保障私有财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正独立，不受任何政治的、世袭的或宗教的权力干扰，这是中等收入阶层兴起的必要前提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摈弃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人治传统，开始向现代法治国家过渡。

　　但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这一转型过程异常曲折、缓慢、 艰难。尽管在立法上和形式上法律日益齐全，但是司法上缺少独立性、平等性和权威性，因此，中国尚不是一个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效保障中等收入阶层权利与自由，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的真正法治国家。健全法治是习近平李克强新一代领导班子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

　　总之，发展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今天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和私人消费不足等问题，不能单纯靠传统收入再分配政策有效化解。归根结底，政府强势主导的固定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对于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长期忽视，造成城乡差别藩篱的户籍制度，市场缺少公平竞争，社会向上流动性不足，法治的严重不健全，导致了中国低收入阶层过大，中等收入阶层发育不良。

　　毫无疑问，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竞争和创业创新，而中等收入阶层是市场经济的主力军，是中国成为法治与民主社会的必要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深化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

　　作者为资深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