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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岛争背后的经济想象

2012年11月27日 11:33
T中
中日双方都应该着眼于经济的真实走向,并共同朝着民生第一和内外和谐的方向迈进
news 原图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老人需由几个劳动人口抚养”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经济成长的“刹车”效应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津上俊哉)9月中旬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后,中国国内爆发了空前的抗议活动。虽已过月余,但由此变冷的两国经贸关系尚无恢复的征兆。这不仅使日本国内产生了不小的损失,也使两国外交关系严重倒退,日本以往“平稳地管理”该岛的既得权利也受损,由此看来,此举的确对日本百害无益。在日本,对挑起此次纠纷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愤怒和抱怨之声也愈发高涨。

石原担忧

  但是,石原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狂人,在他脑海里,除了一些政治心计之外还应有其内心的焦躁,即不知道在经济、军事实力等方面中国将来会强大到什么程度,因此,时间越晚,日本就越不利,就越被动。今年,中国迎来领导交替,3月又发生了薄熙来事件,也许石原认为,现在的中国应该“稳定压倒一切”,由此产生了“不如现在赶紧行动”的错觉吧。

  石原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防开支也在猛增。虽然中国很慎重地将其保持在GDP的1.5%水平,但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每年10%的幅度提高国防开支无疑给国外带来的巨大压力。

  石原的担忧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乐观期待,“中国早晚会超越美国GDP,有人认为是十年后,也有人认为到2020年就差不多,”很多中国人感觉这理所当然。面对钓鱼岛纠纷,中国也有慎重意见认为,现在恐怕不是对日开战的最佳时期,如果再争取十年的和平崛起时间,届时美国即使想介入也无法插手,那时再解决钓鱼岛问题也为时不晚。其实,石原的焦虑和中国人的乐观是同一事物的表里两面。

中成长时代来临

  我却有不同的看法。2008年以来,“4万亿”投资的正面效果很明显,2009年在发达经济体经济仍处低迷时,中国就实现了一枝独秀的恢复,使中国人感觉“高成长又回来了”。

  但是,我的看法是,中国所进入的,实际上是“中成长”时代(即GDP年成长率为5%左右)。这从近几年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工资,土地,环境等成本)的迅速上涨中即可看出。即使不“保八”,如能保持“五”左右的中成长也不错,但问题是这条“中成长”的路径在短、中、长期都会面临较大的障碍。

  短期问题就是“4万亿”投资留下的负面影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大型国有企业,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就做完了未来五年至十年的投资。

  200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11万亿元人民币,而2011年达到30万亿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已陷入“寒冬”(过剩投资带来的产品价格大跌)的制造业,四分之一是还被控制的房地产,另四分之一以基础设施为主,是融资平台陷入了重债务状态的政府投资。如果今年固定投资达不到去年的同等规模,那么,拉动经济的主动力就变成了“刹车”。

  中国政府既不能放任经济急落,又不能忽视持续公共投资将带来的财政恶化和不良债权递增问题,进退两难。估计以后几年真实的经济成长也难以达到应有的中成长水平。

如何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期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由于中国也接近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成本(尤其工资)上涨非常快。今后经济政策的关键在于要让生产效率和附加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工资、物价的上涨,否则,将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实质增长就会降低。

  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至少应有三。一是重启“国退民进”,不提高生产效率就没有实质成长的时代已经来临,然而中国目前更倾向于“国进民退”,这的确是个坏消息。

  有人说中国还有“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成长空间,但是,如果三产主力军的民营经济不能强劲发展,转移的结果只能是沿海地区的“产业空洞化”而已。

  二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有人说中国还有城市化的成长空间,但无论在供地方面,还是在进城的农民待遇方面,如不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民工不愿去沿海地区打工,那么工资上涨的问题、住宅供地不足等问题都将难以解决,用城市化大力拉动经济只能成为画饼。

  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基层政府财源非常薄弱,无法提高农村/农民公共服务水平,也使其过度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为此尽快推进地方财政改革(分税制改革2.0版)是燃眉之急。

  三是将政府囤积的财富转为养老金的财源,推进减税及利率自由化等措施,实现“还富于民”。除了贫富差距问题之外中国还有“官民分配”问题,高成长带来的财富被过多地分配或保留给政府,使得普通百姓的消费及储蓄都走低,内需增长型经济的主力军民间消费力量不足。如果这些改革不到位的话,即使中国经济走出上述的短期低迷,也很难保持应有的中成长。但是,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而且打破国有企业既得利益,改革的难度也极高。

人口老龄化问题

  即使能闯过这些难关,还有人口老龄化问题横亘于前,这就是长期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一个老人需由几个劳动人口抚养”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经济成长的“刹车”效应(人口负利)。

  日本劳动人口在1995年达到高峰期后不到十年就开始面临严重的人口负利。

  日本央行的最新研究指出,进入本世纪以后的十年,日本实际GDP增长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是最差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就劳动人口人均的实际GDP增长而言,其表现最佳。

  这意味着虽然每个在岗日本人工作得很勤奋,但由于总的劳动人口已处于迅速减少阶段,日本经济仍不能改变“失落的多少年”的命运。

  由于中国过去的30年中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劳动人口开始下降,或许会像日本那样,此后不到十年就将面临人口负利的困境,而且其变化速度或将大大超过日本。如果这样,中国在2020年的潜在成长率很难达到5%。

着眼于经济真实走向

  从这几个方面来判断,我个人认为即使是20年后,中国GDP也未必会超过美国。

  再回到石原和大多数中国人都想到的“中国GDP早晚会超过美国”的印象。如果它只是个幻想的话,石原的此次举动就更为愚蠢了。

  但也衷心希望中国朋友们也能够深思,即使它不是幻想,但由此形成的军备竞赛、对峙外交、安保政策对于东亚和平的影响也愈发不容忽视。我认为,日本和中国双方都应该着眼于经济的真实走向,并共同朝着民生第一和内外和谐的方向迈进。 ■

  津上俊哉为津上工作室社长


版面编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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