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我们的共同命运”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郑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固化，使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秩序和可持续发展深感忧虑。某些阶层的移资和移民海外更使普通民众感到不安。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人口不断增加的时候，政治稳定和相应的社会有序程度就会增加。反之，当宏观经济变化和垄断特权膨胀、而中产阶级相对贫困化加剧的时候，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诚然，长期的基层政权建设打下的牢固社会控制基础、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有效约束，以及社会本身的严重利益分化，中国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中国老百姓大多温良恭让，用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的话来说，他们即使在群体性抗争中仍然试图“按照政府定的规矩来”。但是，社会公义及其形成和实施机制的缺失已造成社会治安明显恶化。弱者若没有法治化的渠道表达不满、寻求救济，往往会以报复社会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同时，如果遇到社会各阶层共同关心、利益耦合的事项，比如环境、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一旦政府处理不当，爆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在最近发生的什邡群众反钼铜项目抗争和延迟退休年龄争议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性，而这些共同特征折射出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隐忧，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