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应宜逊）自从1992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中共十四大报告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大大加快，成绩令世人瞩目。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等多种社会矛盾也快速地发展了。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颇多，从改革理论方面考察,便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涵义缺乏科学合理的界定，以致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往往被“各取所需”，进而造成这样那样的偏差。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两种类型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大规模商品生产”基础上的，是与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因为，在封建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下，还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进而也不可能出现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有两种基本类型：古典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显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古典市场经济也就是经典资本主义，它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著《资本论》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公平，进而社会再生产不断地受到破坏，大大影响经济效率。古典市场经济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不断两极分化。由于劳动力商品以劳动力价值出卖，因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二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由于社会两极分化，广大劳动者的消费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因而社会消费倾向偏低、总需求不足，进而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

　　现代市场经济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意味着经典资本主义制度走到了尽头。美国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从经济到政治对经典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改革，建立了有力的国家调控和收入再分配，使得古典市场经济的两大特征扭曲、变形，不再明显。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不再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上升，并且还有所下降，最终被控制在0.3-0.4的“中等程度不平等”范围，社会关系趋于“和谐”。进而，“总需求不足”便从源头上得到良好治理，以至经济危机基本熨平。据前苏联学者研究，1953年-1985年，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经济运行最平稳的是法国，次为美国。“二战”后，“罗斯福新政”的基本经验通过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包装”，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推行，进而使这些国家纷纷步入“现代市场经济”。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国家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北欧模式的社会公平程度更高一些而已（注意，北欧模式国家都是人口不多的小国）。

　　毫无疑问，“现代市场经济”是当代生产力条件下最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先进性最好的经济体制。当代，不仅那些最发达的国家，而且那些在“现代化”道路 上从“后进”追赶“发达”最卓有成效的国家，无一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比如“二战”后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它们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基尼系数是趋向下降的，与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时期完全不同。而那些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甚至还在不断扩大的、实际上还基本停留在“古典市场经济”的国家，如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则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其中有的国家虽然也曾一时辉煌，但最终还是由于社会矛盾重重而陷入相对停滞。

　　“现代市场经济”虽然尚未彻底脱离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与《资本论》所描述的经典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经典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特征变得模糊了，而且全体公民都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也即社会生产的目的基本上已成为“追求社会进步最大化”。在金钱观念上，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法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年轻人不愿继承遗产成为社会风尚，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法国的律师因此而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工作；目前，美国的富豪们已经不愿意将财产留给子女，而是要在生前就还归社会，用于公益事业。又比如劳动观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任何为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都是受人尊敬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而，大学生、研究生在课余去洗碗、端盘子、擦皮鞋、做保姆等等“低端”行业的就十分平常。再比如，官员为老百姓的“公仆”、人人平等、反对各种各样的歧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等等，不仅已经是深入人心的理念，更是体现在具体的日常工作生活中。

　　法国经济学家吉尔贝尔特·勃拉尔顿曾经论证过现代市场经济与经典资本主义的区别。他说，“（现代）市场经济与（经典）资本主义的逻辑是极其不同的。”“（现代）市场经济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利润，重要的是追求经济发展，提高实际生产率，因而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相反，（经典）资本主义追求的只是企业利润。”“以下5个参数的结合排列顺序可以显示是（经典）资本主义经济逻辑还是非（经典）资本主义经济逻辑。这5个参数是：一是当事人的决策自由和对决策的责任；二是全体当事人协商参与决策；三是所有权的法律属性；四是利润最大化；五是经济进步和和社会进步最大化。例如，一、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私有性质）、四的结合显示出强烈的（经典）资本主义逻辑，而一、二、五、三、四的结合则表明（经典）资本主义逻辑的消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提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认识大飞跃。意味着中国将通过改革最终完全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内涵需要不断清晰，改革过程中的盲目性时有表现。一会儿强调“与国际接轨”，一会儿又强调“中国国情”，有时是跟着感觉走，甚至是跟着特殊利益集团的鼓点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基尼系数已达到0.47以上，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世界银行也指出，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由社会贫富较为均匀的国家演变为较为不均匀的国家，这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是很少见的。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加剧并存的情况表明，十多年来，中国实际上更多体现着“古典市场经济”的某些特征。当然，这并不是改革的初衷。

　　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应当是一种“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和谐、公平程度较高的市场经济。唯此，才有可能真正地端正改革航向，实现改革初衷。

坚持“现代市场经济”改革航向

　　用“现代市场经济”来思考,中国需要完成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完成“摆脱”。中国目前尚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框架，一些最重要的资源仍然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而不是依靠市场手段配置，进而经济周期也还是“计划经济型”的；许多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观念还在沿用，完成“摆脱”尚需努力。二是实现“转向”。基于这两大基本任务，近期内，特别需要重视下述问题。

　　1、坚持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是第一性的，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关系）是第二性的；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事物，只有在生产力更高度的发展中才能消失；“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唯物史观及以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深化改革的根本指导。

　　2、努力实现“效率与社会公平优化结合”。效率，即实际生产率，扣除环境损失后的全要素生产率。社会公平，即公民都享有良好的经济权利与民主权利。“效率与社会公平优化结合”是指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通过促进社会公平提高效率，通过提高效率增进社会公平；进而，社会生产目的便成为“追求社会进步最大化”。“效率与社会公平优化结合”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特征。它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作用的结果。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只能产生古典市场经济，形成效率与社会公平“不良循环”。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理论上，没有意识到形成“不良循环”的危险，甚至可能天真地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典资本主义的弊病将不会出现；实践上，则更是“放任”了资本，尤其“权力资本”，造成“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现象泛滥，“红顶商人”多有，以致出现“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加剧”并存的奇特现象。为此，在深化改革中，必须针对“奇特现象”的成因，采取有力的综合性措施，努力扭转之，实现“效率与社会公平优化结合”。

　　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尽快使各级政府真正由“运动员”转变为“裁判员”，由不受公众约束的权力垄断者转变为“公仆”。这是当前应该采取的改革措施的中心环节。如果政府职能不能有效转变，那么，其他改革措施的效果都是难以乐观的。因为，正如学者秦晖指出的，当前中国之所以出现“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加剧”并存，根源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人为地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的基础上的；而这种格局之所以形成，则是与现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分不开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不再片面考核GDP等经济指标。因为，只要仍然片面考核此类指标，各级政府的“外延”扩张冲动就难以消除，也不会有消除这种格局的积极性。进而，各级政府实际上将成为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阻力（当然，“科学发展观”也难以实现）。第二，加快国有企业（及其他一切“预算软约束”企业，如现行的金融企业）改革。要使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真正“硬化”，否则，国企的软预算约束势必拖住“政府职能转变”的后腿。当然，国企改革要讲究公开、公正、公平，绝对不允许“自卖自买”。第三，党政分开。“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民社会，公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党政分开”正是走向法治经济、依宪执政和公民社会的必要台阶。

　　4、关于“公平”收入分配。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无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近期内，“公平”收入分配的“瞄准点”主要应当放在消除垄断收入并使大多数农民工拥有能够在城镇落户定居的经济能力上。 “公平”收入分配要采用“现代市场经济”办法，按系统工程处理，多“点”着力。第一，增进起点公平。主要是提高教育、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程度。第二，确保过程公平。要造就能有效维护工人、农民利益的工会、农会，以增强弱势阶层的市场博弈能力；要消除各类“准入”歧视，包括消除行业垄断；还要在企业推行SA8000认证，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三，改善结果公平。要加大“二次分配”力度，财政支出的“大头”应当用于“二次分配”，切实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5、正确看待各类所有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制结构必须适应实现社会生产目的，即“追求社会进步最大化”的需要。实践表明，简单地认为公有制越多越好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一需要。国际上，有些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有制”比重低于中国，但是，其社会公平程度却明显高于中国。在国内，浙江省已经是“民营经济”为主体了，“公有制”比重明显低于全国，但其社会公平程度却好于全国。同时，还要看到，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内部出现了“分化”。早在1997年3月，《人民日报》就曾经报道过，据对东北某些城市的亏损国有企业的调查，厂长（经理）中70%以上买了宽敞的商品房，82%坐豪华小轿车，80%每天在酒楼大吃大喝，60%以上经常到高档娱乐场所公款消费；工人们反映，“当厂长好，当厂长好，吃喝嫖赌全报销”。目前，“分化”就更为严重了。

　　总之，要实现良好的社会公平并不取决于“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低，而主要取决于公众参与和国家调控措施得力的程度。当然，在中国，搞“现代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公有制。边界在哪里？一般认为，非竞争性领域搞国有制，国有制经济则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但是，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主要还得看具体情况。比如军火工业，欧美发达国家都是民营的，而中国目前则必须是国有的。又比如，英国的煤矿曾经非国有不成，日本的铁路也只能国有，而在美国，不但煤矿、铁路可以民营，而且监狱也可以民营。可见，国有制存在的必要范围大体上是与国民素质及法治完善程度成反比的。

　　目前，中国所有制结构的选择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效率原则。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实际产出效率（不能仅看短期效率，还要考虑社会和长期效率，尤其是转让给外资时）。第二，“桌面”原则。所有权的让渡、交易应当在“桌面”上进行，公开、公平、公正，不能搞“暗箱”操作。第三，公平分配原则。当产出变成个人收入时，要讲求“公平”，无论“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要讲公平。 

　　作者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