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新世纪》】（特约作者 汪丁丁）主张大赦天下贪官的学者的论证，不论是事实还是理论，均不令人信服。我的批评概括如下：首先，并非尊重常识；其次，缺乏政治想象力；第三，并未对各国历史深思熟虑；第四，囿于理论知识而疏于实践智慧。
大赦贪官的论调，声音越来越高，现在几乎成为主流意见，这真令人困惑。惟其令人困惑，我才有了好奇心，仔细思考其论者提出的各种理据。我意识到某种荒唐的事情正在重演，与“黑天鹅事件”和只应基于“黑天鹅历史观”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主张大赦天下贪官的理据之一，是贪官太多，以致如果不行大赦就要亡党亡国。荒唐！这让我立即想起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家当中的思想家”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9 - 2012）之洞见：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心理——他们考察了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经验之后，相信本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贪官太多于是不能不大赦贪官，与赫希曼嘲讽的心理障碍如出一辙。创造历史，与其轻信“无知的经验”，不如更多一些政治想象力。
与大赦贪官论调合唱的，是一些法律学家，或曰法条学家。他们出来劝阻说：要依法治国，故反腐败必要先制定法律。荒唐！各国的反腐败，或更一般而言，各国的政治清明，难道是先有一套符合所谓正义原则的法律之后才走上正轨的？当然不是。
英国是著名的例子，美国也是。不错，香港曾大赦“腐败警官”。不错，中共执政初期的“三反运动”，毛泽东意识到揭发贪腐干部阻力极大，因为进城之后干部腐败非常普遍，于是同意只抓“老虎”，变相地赦免了贪腐数额较小的干部。但是，“三反运动”的国际和国内局势都是不可重复的，尤其不同于当今局势——全国政权立足未稳的局势与腐败据说已经到了再不治理即将亡党亡国程度的局势，不具有可比性。
现在需要的是政治权衡，全面反腐败还是全面赦免腐败，两种政策的政治后果，孰轻孰重，这不是专家学者的职能，也不是他们擅长之事。不过，官僚体制的运作炮制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官员”，有更多专家愿意做官员的事情。
纽约市的罪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美国第一，但为何在2006年远低于芝加哥市了呢？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多年前提供了一套解释，我同意。最近，美国公众广泛讨论奥巴马即将实施的“枪支管制”条例，纽约前两任的市长朱利安尼接受采访时提出他自己的一套解释，我也同意。朱利安尼担任市长期间，罪案下降60%以上（根据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下降幅度）。朱利安尼的解释是：你不能依靠法律，你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哪怕在法律上引发争议。因为，他说，法律约束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奥巴马总统如果发布枪支管制条例，服从条例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结果是坏人有更多非法枪支（他们原本也是非法的人），于是，好人为了自卫只能非法持有枪支，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好人被迫成为坏人。纽约经验的核心是，跟踪并管制坏人，不仅管制，而且根本不让他们持有枪支。
抓贪官，不可能先有法律才依法惩办。事情往往是先做成了才有法律，法学家事后总结经验（删除那些无知的）成为法条，这是正确的路线，对制度创新而言尤其是正确的。
按照贝克尔“犯罪经济学”原理，犯罪成本等于被抓住的概率与被抓住后惩罚的乘积，所以，罪犯被抓住的概率越低，抓住后的惩罚就应越严厉。
贪官太多，意味着每个特定贪官被抓住的概率很低，于是依照贝克尔的原理，惩罚就应更严厉。受限于反贪腐的人力、财力、政治忍耐力，绝不能大赦贪官，而要采取抓住一个就严办一个的政策。如同在大街上安装“电子警察”摄像头的经济学原理，限于财力，不可能处处都安装昂贵的摄像头，但交通管理局应当昭示天下：大街上随机安装了摄像头，一旦抓住，严厉惩罚。如果你是司机，是相信运气（随机而言没有被拍摄到违规）还是相信经济学原理？我相信理性选择模型，不敢相信运气。
抓贪官也是如此。昭示天下：严惩贪官，但限于条件，只能随机捕捉。足矣！随机，就是豪尔邵尼（John Harsanyi）论证的公平，相当于罗尔斯的 “无知之幕”。当然，不能符合“齐一于法”的准则，但难道不比“大赦贪官”更公平吗？不仅更公平，而且比大赦贪官更理性。
根据大赦贪官的鼓吹者们提出的方案，预先有一张时间表，只要过了“坦白从宽”的期限，就“抗拒从严”。
可是，坦白多少？谁来从严执行？什么都不做，难道贪官那时就不再增多了吗？好歹学习一些经济学原理吧，可爱的专家们，因为那时，你们限于财力和能力只好从头学习经济学，并承认贝克尔的犯罪经济学比你们的大赦政策更正确。
最后，政治想象力，这是任何试图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尤其是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由于时空断裂，社会整体患有健忘症。这就意味着，政治创新有可能带来全新的风气。不要忘记赫希曼的嘲讽：心理障碍，往往阻止我们发展。 ■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然后点选“添加到主屏幕”添加快捷方式到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