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顺德的大部制改革

顺德大部制改革缘何“波澜不惊”？

　　不过，笔者在顺德调研访谈期间获得的信息却显示，大部制改革在群众心中并没有产生专家学者那样的震撼。在笔者看来，两者的反差在于，群众对政府改革并没有太多概念，他们更关心的是改革能否给自己真正带来利益和实惠。大部制改革并没有改变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的现状，政府对社会仍然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对于群众利益没有带来太多变化。

　　第一，政府权力下放并没有改变全能政府的性质。管制型的全能型政府以政府自上而下对社会开展全面控制为主要特点。大部制改革开展的简政放权是把权力下放给镇街，并没有改变治理的主体。例如，行政服务站设在村里，仅仅是方便了群众办事，但权力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仍然对社会实行着全面管制。如果简政放权仅仅是把权力下放至镇街这一基层行政机构或者社区等准行政机构，而不是把民间社会组织和民众纳入到权力决策体系中，社会治理模式就还是传统的行政主导的管制模式而不是多元治理模式。这同很多地方推行的网格化管理一样，属于“行政强化导向”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

　　应当指出，权力在政府内部调整、下放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的属性和社会治理模式，只有把政府的权力下放给社会组织，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才能真正改变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参与性是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如果不培育多元的社会治理机制，大部制改革的简政放权将很难改变政府的全能政府性质，从而也就不能拓宽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

　　第二，审批权的大量存在使得政府仍然是管制型政府。虽然顺德大部制改革也同时推进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权还是大量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管得还是太死，管制型政府的实质没有改变。大部制改革主要解决的是政府机构内部职能的交叉问题，而大量审批权的取消则是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标志。仅从大部制改革本身的效果来看，它更多地是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省了时间，而在审批程序上并没有多大改观，并没有改变管制型政府的性质。只有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政府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形成“大部门——小政府——大社会”，才能给群众带来切实的好处。

　　顺德大部制改革没有改变全能政府和管制型政府的性质，这从改革后公务员压力的倍增可以看出。改革后的顺德具有了准地级市甚至超地级市的权力。大量权力的获得伴随着行政机构的减少，无疑增大了公务员的压力。如果政府权力不下放给社会组织，构建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则只能通过不断扩张机构、增加人员编制来应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久而久之，会使政府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并带来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

　　总之，大部制改革只是完成了政府机构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和职能的优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然而，大部制改革的“化学反应”要想真正显现出来，关键在于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