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背后的增长逻辑

　　将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中去，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成倍提升，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基本逻辑。

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差不多转移殆尽，人口红利消失，因而潜在增长率已经明显下降。从数据上来看，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停止增长，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微弱下降。但如果据此就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明显下降是站不住脚的。基于增长核算的量化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过去30年劳动力数量增长对中国平均10%的GDP增长贡献约为1个百分点左右，而劳动生产率贡献约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后，劳动力由生产率低下的农业转移到城市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而实现生产率成倍提升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已知单位劳动产出有三个主要来源，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按贡献大小依次为：实物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及教育。这三者之中，全要素生产率潜力最大，也是实物资本投入之外的最重要贡献因素。而城市化过去30年显然是拉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力量。不仅如此，未来十年，城市化仍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主要理由有两方面：

　　一是包括未持有非农业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在内，中国城市化率去年为51%，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一旦踏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除非有重大政策失误，此过程可以到80%以上。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就要止步于50%或者60%。

　　二是中国目前农业和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差距仍很大，推动劳动力转移的市场力量巨大。目前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产出相差近5倍。如果农业人均产出能够达到非农产业平均水平，则在目前农业总产出水平下，将产生2.1亿剩余劳动力。如果以非农劳动产出的一半水平为目标，则将产生超过1.5 亿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进入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可能还需要 10年-15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将随着这些劳动力进入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而继续上升。

　　从劳动力的数量供应角度来说，农村富余劳动力供给仍充足且廉价。今年7月IMF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将在2020年前继续受益于过剩劳动力供给。我们估计每年仍将有新增1000万农民工进入城市，给定其中80%拥有初中文化水平。就业方向上，据统计有47%从事低端服务业，36%进入制造业企业，余下17%加入建筑业。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制造业生产率最高而服务业最低，因此，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进工厂，而不是洗脚端盘子，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正道。

增加投资的潜力仍然很大

　　过去30年，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实物资本的增加。投资能改善劳动者使用的劳动工具从而提升生产率，但资本存量高到一定程度后投资边际效应会递减。人们对2009年万亿的基建投资刺激仍记忆犹新，而实物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也因而在过去三年有所回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高投资支持下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实际上不必过虑。因为中国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仍低，因而资本积累空间仍然充裕。我们的估算显示，中国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6%，韩国的16%，远未达到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水平。总资本存量也仅为美国的30%。增加投资的潜力仍然很大。且不说将超过2亿尚未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真正城市化所催生的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需求已经超过十万亿。仅从近几年已经大大加快的铁路建设来看，中国的铁路网密度仍远远落后于欧美，甚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路建设也是一样。而城市轨道交通、供水排水等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差距明显，空间巨大。同时也要强调一点，必须通过深化金融财政改革以提高投资效率，减少重复建设和浪费。

　　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非常重要，也可以部分替代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影响。在看到近年在增加教育领域投入方面有所进展的同时，也应看到差距和空间仍然很大。我们认为，应将九年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尤其是边远地区落到实处。侧重加大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此外应提高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通过税收抵扣等措施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培训，并为个人参加成人教育课程提供工薪税豁免。高等教育领域，亦应通过加强对内对外开放以提升质量。

　　综合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动力、劳动人口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潜在增长率在“十二五”期间为9%-9.5%，比前十年10.5%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会降至8%-9%。归根结底，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城市化潜力巨大，与之相伴随的人力资本提升、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劳动力转移、吸收全球先进技术和深化改革这几大因素仍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保持8%-9%的增长。■

　　作者屈宏斌为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晓萍为汇丰中国宏观分析师